2023年注定是备受期待的一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要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面对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的形势，如何统筹协调好各项政策资源，大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12月23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2年会在北京开幕，大会持续两天半时间，广泛邀请政府与监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业界领袖，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主题展开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分享真知灼见，展望前沿趋势，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并做好开局之年经济金融相关工作建言献策。
开幕式当天，两场高峰论坛相继举办，分别是“2023年宏观经济与政策展望”“向改革、开放、创新要动力，促进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如何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当前经济形势如何，明年宏观调控政策到底怎么把握？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需求不足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个矛盾。无论是企业资产负债表，还是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确实有所转差，资产负债率在上升。同时，这三年居民收入是在下降的。这种情况下，消费非常低迷，房地产市场也十分低迷。保市场主体十分重要。一是从供给端，叠加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来降企业成本，从而保市场主体，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住就业、保住消费或者是保住需求。二是从需求端对一些受到影响的职工进行救助。同时，他建议，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一方面财政赤字和专项债要继续增加；另一方面过去减税降费退税以及缓税政策，能保留的还要保留下来，不能再调回去，增加企业负担。此外，加大小微企业等领域信贷扶持力度。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关于明年宏观经济增速，通过相关测算，第一组是乐观情形，预计2023年增速可以达到6%左右的水平。另一种就是相对不利的情形，经济增速能够达到4.8%左右已经不错。不过，对于明年经济增速有一个很重要的共识，就是“前低中高后稳”的复苏态势问题不大。“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建议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设定在5%~6%这样的区间。”刘元春表示，区间比较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2023年在整体复苏的共识基础上，还面临着几大不确定性的问题，一是疫情的超级不确定性的问题；二是国际环境恶化的不确定性的问题；三是房地产市场调整路径的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些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在政策上要有一些相机决策性，在政策目标上也要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对政策进行安排，更好地摆脱目标的约束，实事求是地对经济进行驾驭。”刘元春表示。如果从强化经济增长动能的角度而言，明年最需要什么样的投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列举了三种。第一是制造业要走向高端制造。传统的产业需要改造，要想办法支持现代化制造产业格局的形成。第二是基础设施补短板。包括一些大的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如水利设施，从全国角度来看仍是需要补短板，对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交通设施、通信设施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第三是适度超前的新基建布局。尤其是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绿色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比较先进的经济技术的支持。“在未来一段时间，投资也可以多样化，从财政角度来说，更多的是公共投资，直接投向一些政府主导的项目，我认为基础技术的瓶颈突破很重要，也可以由公共投资去主导。”黄益平称。黄益平建议，要充分调动发挥市场和企业的作用，这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样可以发挥作用。例如，财政可以做一些政府创投基金，为一些特定领域进行投资，给予激励。“如果我们一些措施落实下去，可以鼓励企业、鼓励市场在支持投资活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黄益平说。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实施宏观政策，最大限度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同时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继续保持了物价形势的基本稳定。展望明年，一方面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海外通胀高位运行，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国内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另一方面，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素条件较为充足，有效需求恢复的势头日益明显，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疫情防控态势的转变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起效，有利条件正不断增多。“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作出了明确部署。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抓好政策措施落实衔接。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提升支出强度；货币政策精准有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融资成本，与财政政策加强协调联动，共同发力扩大需求，优化供给，提升产能利用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同时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和放管服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各项政策落实的堵点，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中国经济就一定能重回潜在增长水平，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纪敏说。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2021年底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很多形势发展作出预判，但实际的运行情况仍然是超出预期，对于明年经济发展而言，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在他看来，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在修复过程中，不能够完全指望市场主体的自我修复，特别是考虑到疫情三年对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这个时候需要“扶上马，送一程”，如何保持宏观政策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同时又要避免造成经济过热，对明年来讲，宏观调控的技术性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明年宏观经济走势，管涛认为，第一，不确定性是最大的确定性，明年对形势的预判应该是外松内紧，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政策不要随便动摇。第二，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考虑到疫情冲击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演进，对经济过去这些年造成的伤害，明年重点是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有效性，对经济恢复提供必要的支持，不要随便抽梯子。第三，士气可鼓不可泄，在政策上既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同时又要避免政策上的折腾和添乱，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要给经济恢复提供一个友好的环境。向改革、开放、创新要动力，促进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改革首先应该澄清认识，判断当前改革的现实。“大家都感觉当前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了各种阻力，要审视一下，我们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为什么越来越难，是不是过去讲的好改的都改完了，现在都是难改的事。其实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目标任务也不一样。”刘尚希表示。在他看来，过去的改革很艰难，现在的改革也很艰难，过去有过去的难题，现在有现在的难题。不能说过去的改革似乎比较容易，现在的改革似乎越来越艰难，如果从这样一种认知出发，就给改革的推进缓慢找到了理由，“改革越来越难了，改革步子慢一点，似乎就理所当然”。刘尚希认为，改革本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从这个角度而言，都要澄清认识，判断当前改革的现实，不然陷入过去那种认知路径，可能会为现在改革的缓慢、改革的力度不够提供各种各样的理由，找各种各样的依据，这对深化改革反而不利。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当前特别要强调的一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认为，2023年从体制来讲，建议从四方面着手改革激活市场活力：第一，要防止战疫体制向经济领域进一步蔓延。把整个战疫体制限在防疫系统，限在保障生命线，限在人道体系，这是一套应急体系。但不能把这套战疫体系延伸到整个经济领域。第二，多措并举激活市场活力。市场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像义乌市场，最初第一个就是在车站，第二个就是在政府门口，重启市场的核心，就是让市场主体放开干，自己找生路。第三，培育市场主体。这三年，整个市场主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没有市场主体，经济就不可能有活力，政府应多措并举，帮助市场主体恢复活力，整个市场主体起来了，市场信心也就有了。第四，畅通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国民经济的循环离不开生产、消费、流通、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循环，这些因素循环背后还是体制的循环，如果体制不打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就畅通不了。明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年份，疫情放开第一年，可以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体制如何完全转向市场体制，可能是明年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中国未来发展有非常大的潜力，因为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好，促进新的更高水平的开放与创新，需要建立好的市场生态。在此过程中，一是要发挥好数字经济的作用；二要构建房地产新发展模式；三是金融在促进规模经济、市场经济方面至关重要。“最不具有规模经济的就是土地，不是土地的规模增加了，运输成本就下降了，其他的成本就下降了。所以在供给侧要增加保障房供给，租售并举；在需求端还要纠正房地产过去过度市场化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应该落实房地产税，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彭文生说。
